利奥塔与威勒姆·范·瑞杰和迪克·韦曼的访谈录，原载《理论，文化和社会》1988年第5期，第277－309页，原题为“利奥塔访谈录”，现标题为摘译者所加。
你多次提到你已经超越了《后现代状况》所体现的语言游戏的方法，你是否认为由此书引起的争论，淡化了人们对你的其他著作，尤其是《争论》一书的关注？
《后现代状况》的确使《争论》变得黯然，前者有力地引发了一些争论，这既不是我期望的，也不是我所要追求的，但这是可以理解的。“后现代”这一术语的提出，来源于美国的文学评论和现代派在艺术（特别是在建筑和绘画）中的危机。可以说，《后现代状况》是依赖启蒙理性来完成的，但它却不是一本哲学著作，而是带着社会学、认识论和历史主义的鲜明印迹。为了完成一份发达社会的知识状况的报告，这些学科缠上了我。我觉得《后现代状况》的哲学基础在《争论》中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找到，在《争论》中我详细展开了一些必不可少的哲学解释，而在《后现代状况》中这些解释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出现。
你把某些美国、特别是德国哲学家的错误归因于理性主义者的恐惧，而这些哲学家反过来也同样指责你是非理性主义者，认为你背叛了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积极方面，对此你有何评价？
对《后现代状况》的某些抨击带有一种将理性简单化和绝对化的特点，我要用这样的原则来进行回击：不存在一个巨大而唯一的理性，只存在多种多样的多元的理性，至少存在着各自独立的理论的、实践的和美学的理性，这些理性的构成成分是完全不同的。忽视这一点恰恰是19世纪德国理性唯心主义的特征，他们假定理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成不变的，这种理性同一论和理性绝对论正好是一对，在我看来都是错误而危险的。
在1970年的一次采访中，你用过去评论康德的话批评德里达：“批判美学在使形而上学衰退的同时，开放了通向本体论的道路”。那么，你自己会不会陷于你在德里达身上发现的那种“不在场”的本体论的危险呢？
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，它提出了很难回答的东西，直截了当地说，这个问题涉及到了我与德里达思想的关系。要回答这一问题，我必须首先解释一下关于本体论的看法。“不在场”概念本身是德里达所建构的，不过这一概念并没有非常明确地指出任何存在都是不在场的，或者不在场要比存在本身具有更强的适用性。我认为，这一概念过于简单，因为至少存在的不在场本身是在场的，存在本身是在不在场中显现的，如果存在是不在场的，那么它也就是在场的。
如果说我的思想与德里达的思想有什么区别的话，那么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对“差异”概念的看法上。德里达把差异运用于所有风格、所有话语和所有联系上，并通过对所有事物作出区分来显示所有联系和话语的差异。这显然会招致怀疑论的指责，我并认为这种指责是有根据的，况且怀疑论并不意味着谬误。在我看来，差异概念主要是建立在时间概念上的，而时间概念来自于康德《纯粹理性批判》的先验演绎，并为海德格尔所发展。
你曾说过，非正义问题使你重新思考《话语与形象》中的形象本能的哲学和《力比多经济》中的强烈的理论化问题，而《争论》则是这种反思的最终结果。那么，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？《争论》又是怎样来补救的？
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，《力比多经济》的目的是通过对善——恶游戏的排除来支持张力的游戏，有些读者对这本书的立场感到震惊，我想他们是不赞成书中悲观的一面。这是一本绝望的书，只有从我当时所经历的危机的基础出发，它才可能被理解。这种危机是由于从道德上解释政治的全部努力均告失败而引发的。这个被称之为危机的主题，最初可以从在《话语与形象》中发现，在《力比多经济》中，这一主题企图找到肯定性的表述，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，这种观点显然是非理性的，因为它没有超越虚无主义或绝对怀疑论的可怕阶段。《力比多经济》体现了我这一阶段的思想状况，确切地说，是又回到了我自认为已经超越了或摆脱了的阶段。
《争论》克服了《力比多经济》的缺点，它所要探讨的是同样的问题，但它却思考了诸如正义这样重要的问题。《争论》所关注的一方面是在伦理的形式下重建正义，另一方面是重建与正义休戚相关的东西。
在你与理查德·罗蒂讨论分析问题时，你似乎并不特别反对他所说的话，然而在我们看来，你和罗蒂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，罗蒂认为我们必须放弃哲学，而你在继续从事哲学工作，你与德里达关于法国文化的谈话也证明了这一点。你称罗蒂的思想是“杰出的”，是否表示你接受了他极端的非哲学的观点？
我之所以这样评价罗蒂，是由于他对自己观点的解释确实是杰出的，至于我们之间的差别，我同意你们的说法，是深刻的。罗蒂认为：“我们应该放弃基础主义，既然基础是无法确定的，它就是无关紧要的。能确定的事只有一件，那就是我们在一起谈话”。这种保护是最低限度的，因而是无可非议的，这是实用主义的某种最低纲领，它力图保存启蒙运动中涉及民主“实践”的重要遗产。它所要求的不是屠杀和监禁，也不是忘却和消除，因而那些排他性的批判方法也就无用武之地。它所要求的只是倾听，也就是一个对话者通过谈话来建立与别人的关系。罗蒂有关对话的观点所涉及的某些理性主义，既不是北美资产阶级的，也不是贫血的，而是一种意识到自身包含绝对不能谈论的东西的理性主义，因为它既是自身又是使它成为可能的东西。唯一的问题是对话是否能够进行，这并不是一个寻找对话基础的问题。所有的谈话，不管它导致了多大的分歧，都仍能证实谈话本身的作用。罗蒂认为所有想要达到语义一致的企图，或者注定要失败，或者总是从属于某种实用主义的共存性，这是一个有力的论点。
